在上個世紀的二三十年代，無數中國男女青年紛紛到西方求學，金玲是這些有志青年中的一個。與其他人命運不同的是，德國軍隊對比利時的突襲，使毫無準備的她滯留在了比利時，成為一名地處偏遠的小診所的護士。

舉目無親、獨處異國他鄉、對故鄉和母親的思念、當地居民的不信任，所有這些，幾乎把這個柔弱的中國女孩壓垮。但是，突如其來的人生災難，會成為有志者人生的財富和成長的學校。骨子裡秉承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金玲，以一種天降大任的氣概，勇敢地面對命運和時代的挑戰。

命運往往比戲劇更富有戲劇性。德軍駐比利時的最高指揮官馮·霍夫曼將軍二戰前曾經在中國工作多年，並與金玲一家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金玲利用和霍夫曼將軍的友誼，一方面，多次營救了多名面臨死神的比利時普通民眾和抵抗戰士，另一方面，又一步步地引導霍夫曼將軍對自己投身其中的戰爭和法西斯事業產生了懷疑。金玲大無畏的行動，為她贏得了比利時人民的信任和愛，也使她得到了霍夫曼將軍的敬重。

在此過程中，金玲逐漸和維克多醫生產生了真摯的愛情，在最艱苦的年代裡，這一對相濡以沫的青年終於走到了一起，從此相偎相依，共渡六十多年的人生。同時，也與瑪格麗特、瑪麗亞媽媽等普通的比利時民眾結下了生死與共的深厚友誼。

金玲和比利時人民共同渡過了二次世界大戰那最艱難的歲月。在戰爭的年代裡，善良的比利時人民接納了金玲，教給了她許多重要的人生道理，給了她最真誠的愛；而金玲也投桃報李，逐漸地把自己融進了這片大地，把她全部的愛和同情獻給了比利時人民。

戰爭結束後，馮·霍夫曼作為戰爭罪犯被引渡回比利時，傲慢和頑固堅持法西斯立場的霍夫曼拒絕向比利時人民認罪，堅稱自己是比利時人民的恩人。而在戰爭中走向成熟的金玲深刻認識到，對霍夫曼的審判，同樣是一場戰爭，一場不見硝煙，但卻事關戰後人類如何走向和平的意義更為深遠的戰爭。因此，她忍受著人們的各種猜疑、非難和誤解，一方面極力說服人們用公正、正義而不是仇恨和報復審判赫曼，另一方面又動員各種力量批判和揭露霍夫曼，終於迫使他在比利時人民面前低頭認罪。

為了表彰金玲在戰爭時期拯救了多名比利時人的英勇行為，比利時國王授與她比利時國家英雄的光榮稱號，而金玲卻一如故鄉的山川流水般樸素，平靜地生活在比利時人民之中。